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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游园处罚条款实施引热议

发布时间:2020-03-09 13:52:32阅读:来源:欧贝特试验设备

从5月19日起,广州公园正式开始对破坏绿化设施、随地丢烟头等不文明现象开罚,个人最高罚款50元,集体单位最高罚款1000元,处罚依据是1998年颁布实施的(据5月19日)。

执法部门和有权的组织严格执法,依法对违法行为实施处罚,这在法治社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而这次广州公园“正式实施”地方法规中的“游园处罚”条款,却在当地引起了极大关注,甚至在部分市民中还出现了不小争议。原因何在?说起来并不复杂,却引人思考。因为既非新立法规,也非重新修改,它在12年前的1998年就由立法机关审议通过并正式颁布实施了,而作为条例重要内容的“游园处罚”条款却一直没能得到有效实施,长期以来“压箱底”处于“休眠”状态。园林部门的理由是执法难,市民争议也恰在于此——12年后的今天开罚就不难了吗,会不会依然是“雷声大,雨点小”?

广州地方法规中的“游园处罚”条款之所以被雪藏12年,源于园林人员“开罚单”有“三难”:一是取证认定难,二是执法主体被认可难,三是管理与服务角色转换难。说起来,虽然这次开罚决心大,但由于尚未养成习惯,园林工作人员对能否有效实施处罚也是心中没底。在笔者看来,广州市园林部门及其管理人员的困难,以及公园管理法规处罚条款遭遇的尴尬,在我国的许多地方都具有普遍性。甚至可以说,类似执法难题和尴尬也不仅仅表现在公园执法,在其他不少行政管理领域也都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,比如城市交通执法领域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问题,就是一个让各方倍感头痛的问题。在我国的执法领域,明显存在一种倾向,即越是严厉追责的领域执法状况和效果越好,越是涉及轻微违法行为、处罚力度较轻的现场处罚,效果越不理想,甚至往往因为“法不责众”或处罚对象撒泼耍赖而让执法者无奈。

在法治社会中,立法固然是重要的,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前提。但执法也是同样重要的,毕竟只有法律得到切实实施才能规范社会关系,实现立法目的,建立良好社会秩序,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。而且,法律能否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,还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权威和尊严,反过来又影响实施效果。在我国法律体系日益完备的今天,执法越来越成为关系我国法治建设水平的最关键环节。然而据笔者观察,我国目前在执法环节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,其中既有对执法工作重视不够的问题,也有执法水平不高和执法技术欠缺的问题,不能形成有效的震慑机制,导致处罚对象一质疑,执法人员就手足无措。更深层的原因是,我们的许多行政管理部门往往更重视通过草拟法规争夺执法权,以为有了执法权就有了地位和权威,所管理的事项就可以有条不紊有秩有序,“以罚代管”倾向明显,然而却很少认真研究如何切实有效地执法,认为执法就是一个人、一个红袖章和一把罚款单,到处贴贴或见违法就撕罚单,人员不需要多高素质,程序不需要多么讲究,证据也不用多么严格,说罚就罚,贴了罚单你就得交钱,却很少考虑是否可行,遇到“抗法”如何应对,以至于在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缺乏严密的执法制度设计。最终的结果,必然是法律规定的条款能执行就执法,有执行难度就放弃,让法律规范形同空文。交通法规定的行人闯红灯条款就属于这种情况。

当然,出现广州“游园处罚”条款“压箱底”12年这样的尴尬,还有一个重要的催生因素,那就是我国的许多立法缺乏立法后评估,更没有法之不行的问责机制,以至于执法成了法定机关和部门的“可选择性工作”,容易的、对自己有利的就去积极执行,而有难度的或者对自己利益不大的就消极对待甚至放弃法定义务,却不需要为自己的执法不作为付出任何代价。在这样的氛围下,广州“游园处罚”条款“压箱底”12年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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